文化舒兰舒兰大地的抗日烽火亲历者说

文/姜九峰陈友义

（续：上接从日军行动看其阴谋）

　　姜桐彬、兰天喜是大屠杀中虎口余生的幸存者，为了真实地展示历史事实，他们忍受着巨大的心理伤痛，向人们讲述在日军杀人场上被惨遭杀害痛苦经历。他们是死里逃生侥幸活下来，身上伤疤犹存。他们是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铁的见证。还有刘海晏、刘淑珍、张文江、费德庆、李仁、孙德福、王占武等都亲眼目睹日军抓人、过堂、训话、杀人、烧房的暴行，也是日军屠杀老黑沟的见证人。

姜桐彬，男，年生人，汉族，原黑龙江省山河屯林业局奋斗林场的退休工人。下面是他在上世纪60年代两次回忆材料的综述：

我没念过书，不识字，可日本鬼子当年惨无人道大屠杀的场面，我是亲身经历的受害者，至今仍记忆犹新。每当我想起这事，就更想被害的亲人和被害的乡邻父老兄弟，他们死的太惨啦……

我原在黑龙江省克山县一家砖窑当长工，由于家中感到日子不好过，我父亲在康德元年春，举家投亲搬到舒兰县东部山区桂家街，想以种地维持生活。我在窑上打长工不满一年没有随家同行。

当年腊月，父母对我一个人在外放心不下，父亲去克山把我接回家。到家后，我看这原始的大山沟，山高林密，荒废的土地，山洼里多得是，只要肯出力气，开荒种地，还是能吃上饭的。当时我看到一股一股的队伍，多的三五十人，少的七八个人一伙，有时进山，有时到老百姓家打尖休息。问屯邻回答不一，有说是打小日本的救国军，也有说是胡子，可这些队伍从不欺负穷人。

康德2年（年）春，到了种地的时候，我家在桂家种了一垧多地的苞米。地少不够种，距桂家十里地的青顶子，我姑爷家捎信来，让我们去那里拣撂荒地种黄豆。我父亲打发我去了。是几家插到一起种的，一共种了两方。5月29日，因黄豆籽不够种了，我回家取两斗豆籽，又牵匹马来。5月30早上，我牵着驮豆籽的牲口回到青顶子，这时大伙都议论说，上头沟里来了很多日本兵，不知道要干什么。上午种地时就见沟里烟气大。下午我们又套上犁杖下地了。刚到地里，日本鬼子就上来了，到我们跟前什么也没说，直奔青顶子屯里去了。我想日本子来准没好事，去年我在克山时就看到日本兵到处挂中国人的人头，并说杀的都不是好人。可我们是好人呀，但心里还是担惊受怕的，我们就提前卸了犁杖，想早点回屯看个究竟。到屯里一看，日本兵住到屯里不走了，又不打扰我们，只是让我们把正房倒出来让他们住，我同姑爷家人住下屋仓房。一宿没有动静。四月二十九吃过早饭，日本兵开拔了，把我们五付犁杖上的十三匹马都给牵走了。我预感到事情不妙，心里害怕，要回桂家去。我姑爷让我留下，并说他要去把牲口要回来，继续开荒种地。我们十几个人正在核计着怎么办，9点半钟，日本兵又折回来30来人，站在大道上高喊：“你们统统地过来，不过来就开枪了。”边喊边比划着，我们无可奈何地走了过去，到了他们跟前，一个挎洋刀的日本官哇拉了几句日本话，过来两个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看着我们，其余的兵用绳子捆上木拌子扛走了。过了一个时辰，日本兵回来用绳子把我们绑上连在一起，押到了柳树河子胡家大院，让我们并排坐在厢房地上。坐好后，过来一个穿着日本兵服装的翻译（朝鲜人），对我们说：“今天天黑，你们就在这里过夜，明天放你们回去种地。今晚谁也不许跑。”说完走了。其实，我们被绳子绑得牢牢的，又被连在一起，是谁也跑不掉的，况且门口还有一个日本兵端枪看着我们，就这样过了夜。

第二天上午日本兵擦枪磨刺刀，一直没理我们。我们盼着，不是说今天放我们回去种地吗？我们忍饥挨饿等待被放走的时刻。

6月1日中午，日本兵吃过午饭，从厢房里把我们带出来，我想可算熬到时候了。可一到外面，日本兵又把我们分3人一组重新绑上连在一起。每组由一个日小兵牵着，让我们横着排队，给我们照了相。这些举动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照完相就带着我们往回走（向青顶子方向），一直走到月牙泡跟前，让我们站住了。

我是刚到这个屯的，被绑的人大多数不认识。我们一绳三人中有一个姓郎的小伙，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老头。由3个日本兵带着我们离开大道，向西山根一个沟岔里走了百十米远后停住了。其余的每伙三人也都带到沟岔里去。有的把眼睛勒上了，有的把手剁去了。解开绳子分别把我们捆在三棵榆树上，三个日本兵上刺刀。一个日本兵负责刺杀一个。先刺的老头，第二个刺的姓郎的小伙。我斜着眼睛瞧见了雪亮的刺刀刺进了他们的胸膛，拔出来的刺刀滴着鲜血。我听到了日本鬼子像练刺杀时用力刺的呀呀声，几乎是同时听到了被刺人的凄凉的惨叫声，也听到了远处不时传来同样的哀叫声。看来被带来的同伴们都遭到了不幸，这回全没命了。日本鬼子刺杀前先把我们的衣服扒开，露出胸膛。负责刺我的日本鬼子想要扒掉我的棉衣，上前来解我的棉衣扣，那钮扣是用布带打结做的，解了几个没解开，他就不解了。他瞪着野兽样的凶恶的眼睛，后退几步，端着刺刀呀地向我刺来。这一刺刀刺在我的肋下，我眼睛一闭叫了几声。随着他的喊叫，又朝我刺了第二刀。这时，我的两个同伴已经奄奄一息毫无动静了。我想：是惨叫引来的灾难，是惨叫引来的死亡。我就眼睛一闭，一声不吭地挺着。紧接着又从侧面刺我一刀，只刺破了我的衣服，划伤了肚皮。喉头挨了刀，这时我也实在喊叫不出来了。日本鬼子见我没声了，以为我死了，动手解开了绑我的绳子，我就随着松梆自然地脸朝前瘫在地上，这个残暴的野兽，直至这时又朝我的右腰扎了一刺刀，没刺进去，扎在坐骨上了。

我身上共被刺了6刀。想起来我大难不死，除我不吱声装死外，我的小棉袄也帮了我的大忙。

两个同伴一点声音也没有，是死了吧？我知道我没被刺中要害，我就静静地等着。小日本用刺刀削了些蒿草扔在我们3人身上，用随身佩戴的军用小锹往我们身上添了些土。做完了这些事后，3个日本兵满意地回到了他们的大帮里。我听着他们远去了，悄悄地坐了起来，顺着山沟向前爬去。我想离开这个野兽吃人的地方，不能再被这群野兽抓住。我忍着伤口剧烈地疼痛，拖着流满鲜血的身躯，爬过了一道山梁。心里只想远远地离开这帮畜牲。爬到沟底一棵倒木上坐下休息一会儿。这时我感到口渴，已经有一天多没吃到东西，没喝水了。我爬到小河边想喝甜甜的、凉凉的山泉水，可当时感觉不到这个味道了。喉管被刺穿了，血和水混浊在一起，不知道是啥味。喉咙上的小洞不停地向外渗透着血和水。喝到了水，我精神了许多，就向青顶子方向爬去。爬到青顶子村外，见青顶子满屯灰烟，房子被烧光了，鬼子是否在村里还不清楚，我不能进屯，又爬回了河套。

天黑了，下起了小雨。雨水冲洗着我的伤口。我忍着疼痛、寒冷、饥饿。黑灯瞎火，我又不熟悉这里的山路，更不知道鬼子隐藏在什么地方，我不能随便行动。就这样，我挨到了天朦朦亮，我又顺着山沟小道爬，爬上了通向桂家街的大道。我观察了道上确实没有鬼子走过的皮鞋印，说明鬼子还在上沟没下来。我放心了，我总算有活路了。

这回我不再爬，忍着剧痛站了起来，摇晃着走到永太屯。屯里没有受到了日本鬼子洗劫的痕迹，可满屯找不到个人，可能他们听到日本鬼子杀人放火的事，都跑到山上去了。我走出永太屯，山上有人喊我，问鬼子来了没有。我浑身疼痛，喉管漏气，不能大声回答他。我就摆手示意，这人下山来到我跟前，我把日木鬼子杀人烧房子的事和他说了，他听后跑上山了。

我顺道回到桂家街，见到了表叔，表叔见我伤成这样，急忙带我到曹家店修记药铺敷了药。表叔告诉我，你身上伤重，鬼子来了跑你不动，你不能回屯里，去河东老宋家躲着，那里只有他们一户人家，鬼子不易摸去，万一鬼子去了，你就往山上跑。我到老宋家住下了。到掌灯时分，来了30多人的队伍，站在院子里喊：“屋里有外人没有？”宋家同答“没有”后，他们进屋了。一个挎匣枪的人见我倒在炕上呻吟，问明了情况，他点上烟灯，自己抽了两口后，递给我说：“你抽两口吧，能止疼。”我抽了两口，只觉得眼发黑，迷迷糊糊的，伤口还是疼，怎么也睡不着。这些兵也没睡，他们争吵着说：日本子来了咱就打。可挎匣枪的人说不能打，鬼子多咱人少，一打起来，咱还得往山里撤，老乡就要遭殃。现在想起来，这伙人可能是宋德林的队伍。我在宋家住了七八天，伤势逐渐地好了。

那一次我们一起被杀的有二十多人。我们一起去种地的都被杀害了，只有我一个人死里逃生活下来了。

兰天喜，男，年生人，汉族。l年新安公社冒山大队冒山屯社员。1年他提供的回忆材料：

我原在榆树沟公社青顶子屯住，杀大沟后在龙潭山住二年，后又搬到冒山这里。

杀老黑沟是在康德二年农历四月末。当时我给张会家扛活，日本军队是4月28日（农历）来的，当天住在青顶子河北刘家店。29日早晨，鬼子的翻译告诉百家长张会（当时张会已到新街基开会好几天没在家）他爹张玉发（翻译和张玉发谈话时我没有在家），每十家给送一担苞米馇子，馇子越好，给钱越多。并叫告诉每家在一个月内不要上山去，没有菜吃也不要去，明天开始他们进行搜山，谁要上山搜着就当胡子打死。我回去张玉发就把翻译给他说的话告诉我，叫我挨家告诉河南的7家。走到最后一家老周家，周云生（当时他在地里干活）老婆就叫我在他家吃饭。我坐下来拿起干粮咬了两口，就从东边来了3个鬼子，一个翻译进屋就看门牌，打听男的上哪去了。周云生老婆告诉他们男的在道边地里干活。这时他们就往外走，我送他们到院心，就给我套上脖绳，两手背过去绑上了，就把我绑上了，牵到张会家门前大道上。这时共抓了我们94人，有老张家4个，老高家爷5个，其他都说不上姓啥了。

抓我的那个翻译中等个，长脸，红赤面子，30多岁，穿的黄色衣服，带着枪，像是个“官”。鼻子下有小胡子，带一杠一个花的肩牌，抓我的这个翻译有像你（指调查人）带来的照片上这个人。

张会长门前大道上站成两排，由翻译从头到尾挨个审问。问：“你是干什么的？”我们说：“苦大力的。”他说：“你是什么的苦大力的，红胡子的大大的有？”这样挨个问完了，翻译对我们说：“没有客气。”又转回脸去给日本官（一个杠，三个花，中上等个儿，胖不大的，大胡子有半尺多长）说了一阵话。这个日本官背起背兜，翻译冲鬼子兵吼唠一声，就把我们牵着奔西南去了。

晌午歪点，到了青顶子西山根河南沿，让我们排两行，脸朝西跪着。这时，他们就砍木头、砍条子的，鬼子每人拿根条子，看谁嘴动就打谁一下。这时有一个见事不好就奔西岗头跑了（以后这人是否被抓，还是打死了，不知道）。这时鬼子就开枪了，是用机枪“突突”的。我觉有人在我左肋下踹了一脚似的，我就侧横倒下了，再也没有动。这时鬼子就往身上压土，脚上一道，腰上一道。

在开枪之前，他们把每人脖绳都解开拿去，有好衣好鞋的都给扒下去。我的衣服都是破的没有扒。后边一趟用桦曲柳杆给链上，前边一排用大绳隔4人穿上一趟，绑的很结实。打完当时没有全打死的就给摞到前趟两头，压些土、树楂子、倒木。鬼子走不久，有一个没有死的老刘，叫刘万起的（是个兽医）就叫，说压的慌，叫别人往一边靠。鬼子听见回来走了四遍刀，都扎死了。走到我跟前，听了三次，我也没敢动，没敢出气。后在我身上站了一点钟，我也没动。就认为我死了，他们才走了。还有个周广生挨了7刀没死，跑出去活了7天就死了。

当快黑天时，飞机还在头上一遍一遍地转，我也没敢动。傍日头落时，我才慢慢地动一动，但绑的结实，压的土多，也动不了。后来被去认尸的周广生父亲给我解开，救出来了。以后经过治疗好了。我挨的一枪是从左腋下肋骨缝打进去，从肩上出来的。

在杀我们时，这些家伙很凶、很恶。

刘海晏，男，年生人，汉族。1年住在榆树沟公社青顶子四队。下面是他回忆材料的综述：

我是这屯土生土长的的老户，日本人杀大沟我正赶上了。杀大沟是日军从岭前过来杀的。是胡子从窝瓜站那边绑来的朝鲜人（“瞎双阳”绑的），他跑了回去后向日本人报告了，说老黑沟没有好人，男的当胡子，女的也是胡子（在家看票），康德2年农历四月间来杀的。38联队来了多人（含背供给的苦力），到我们这个沟，先是在长安屯、老黑沟、榆树沟等屯往下杀的。当时柳树河子老孙家给我们送信，可是，大家认为都是老庄稼人，跑什么，所以当时谁也没跑。

农历四月间的一天晌午时，由南来了多鬼子（包括背小背的老百姓）。当时来到这屯没动手，都是忙着搭帐篷。我们想庄稼人还是没啥，所以都下地干活了。我也正在地里干活，不一会儿，日军来了，来到就把我绑上了，牵到屯里，把我绑在我们院的木头上。午后我看他们做饭，见一个大官（肩牌有穗子）我问：“太君，你们需要什么菜，我家大大的有。”他找来一个朝鲜翻译翻了一阵，翻译对我说：“你家有大葱吗？”我说有，就把我松开了。当时四外都是岗哨，这个官说：“你慢慢的。”我不懂他的意思，背小背的中国人说：“叫你站下。”我就站下了。这个大官就写了1寸宽、2寸长的一个白条子，上边写了“通行”二字，我走到岗哨那，他们一看就叫我过去。我到房后不远地方给拔了一筐大葱，回来交给做饭的人。我就上我父亲家，我把给我开的通行证交给我父亲，叫我父亲走，我父亲不走。我就往家走，当时家在这东山地窝棚里，我领着我老婆带孩子往山上跑了。正是这天后半夜，日本人动手了，各家都堵着抓住人了。然后都杀害了。

刘淑珍，女，年生人，汉族。1年在榆树沟公社万寿大队二队住。这是她1年10月7日回忆材料的部分。

农历四月二十八月早晨，日军来到这老黑沟，连杀带烧，人发现就往下跑，说不好了，房子烧了，我们也就往山上跑了。跑到山坡上住了一天，午后我们在山上瞅着日军来了，他们见人就说：“种地是好人”不管，就过去了。这时，我男人从山上下来打听，听说日本子来也不能咋的，黑天时就都回来了。我男的说都睡觉吧，没事了。睡到后半夜，听到狗叫，不好，鬼子来了。那时我们在榆树沟河北沿靠山跟住。听到不好，我们家人就从后窗户往外跑。跑到后边就听到不是好声的叫，我们就被抓去了。

当时，抓去的有我两个侄子（一个18岁，一个15岁），后来把柳树河子那边抓来六七十人，男女、大人小孩子都有，在我们当院子过堂。女的过一个放一个，把女的都放了。小孩11岁以下的都放了，男的和大孩子都没放。这时把我两个大伯哥哥绑上了（他俩是喊求救时被绑的）。我侄子要水喝，我嫂子给拿水，日军用刺刀把手给砍了。这时，把绑的人都带到胡家店房杀了。把我们都推到屋里，日本人就把房子点着了，等他们走了，我们就都跑出来了，奔北山跑出去七八天。

张文江，杀大沟前我在蔡家沟住。五月初一开杀，我跑了。跑不多远被一个站岗的兵抓住了，比划着叫我跟他走。到王国发门口，碰上日本兵约70多人。日本军在烧完王国发的房子后，由一个翻译给未被杀的老娘们、小姑娘及六七十岁的老头讲话：“老娘们的红胡子不能干，死了的没有，小孩子十五六岁的红胡崽子，大枪不能使，小枪的那边的能干，十二三岁的不能当胡子，死了的没有，六七十岁红胡子干不了，死了的没有，三四十岁的大胡子死了的给。”

当翻译穿的是黄呢子衣服，戴个黄战斗帽，脑袋后边背着个铁帽子，腰外边挎个战刀，腰里别个小撸予，个儿不高，中国话说的不太好。……这个翻译和日本官在起走，在一起核计事，日本兵的一切活动都是日本官和翻译说了算。这个日本官是个大个儿，胡子挺长，约有三四寸。这个翻译问我：“小孩，你十几了？”我想了想，如果我说16岁，一定整死我。我就不吱声，他又问我，我说“十二岁”。我问翻译：“我哪边去？“翻译说：”那边不去，你的溜达溜达吧。”

从王国发门前问完我话后，日本军又领着我往蔡家沟走。在一个岔股道上，碰见一个农民，外号叫赵大嘴（名忘了），当年30多岁，他手里拿着锄头，腰里别着菜籽。这个翻译将赵大嘴叫住了。把锄头给扔了，把从腰里搜出的菜籽也给扔了，然后翻译又抽出战刀，照着赵大嘴的脖子就刺进去了，赵大嘴叫了一声就倒下了。接着上来了几个日本兵，用刺刀就对赵大嘴一阵乱刺，刺死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事情。接着他们又领着我走，到日本鬼子住的地方，即蔡家沟，就把我放了。

费德庆，大约绑了百八十人，将这些人带到柳树河子西边的胡家店。当时他们把妇女给放回来了，男子没有放。在这些男子中有我的父亲费长升，还有我亲大哥费德珍，有我的叔伯大哥费德福，我家共被绑去3个人，他们都是在柳树河子胡家店房里被杀害的。方法是在屋子里让自己挖坑，一个坑里两个人，然后用刺刀刺杀死，以后就把胡家店房子用火烧掉。

李仁，该队（指日军军官）假仁假义的表扬说：“你们上高的好人。”并吃鸡、猪肉都给钱，烧柴、吃水也都给钱，叫在家的人把跑出去的人都找回来。同时晚上磨刺刀，半夜时假装走了，未等天明时，上由岔路口、蔡家沟，下至柳树河子开始烧、杀，各路口都放哨，遇一个杀一个，被杀的都是农民。在耕地或堵住屋内，掳绑烧杀约人左右。

孙德福，第二天一早就抓人，见着个绑一个。我听外边抓我父亲、弟弟，不是好声，我就没敢动。等鬼子都到我们东院去抓人，我一推门跑出。鬼子听门响来抓我，刺我一刀没刺着，我跑到房西甸子藏起来，等鬼子走了，院没动静，奔北山跑了。

王占武，杀大沟时我在八台住，农历五月四日晚上鬼子到了八台，把房子点着了。我出屋一看，他们到处烧房子。我叔伯兄弟跑出去（从后窗户），日本鬼子在房头堵上，当时被日军杀死了，我兄弟媳妇当时怀孕快生了，同我弟弟一起跑，同时被刺死了，房子烧倒了，把尸体也给烧了。我跑到西山没有被杀着。

　　 　　 　　 　　 　　（待续）

编辑/陈思敏徐徐升

责任编辑/曾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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