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森林母亲的酸枣树

老家门前，有棵又高又大的酸枣树。

酸枣未成熟时，果皮青绿，果肉脆薄，味道纯酸，没有一副好牙口，很难吃得下两颗；成熟后，果皮金黄，果肉雪白松软，吃起来别有风味。

青酸枣果肉特酸，咬一口满嘴清口水，得“武吃”：拍破，去核，丢进嘴里轮一圈，略加咬咂，囫囵吞下；黄酸枣回味悠长，得“文吃”：咬破皮，舌头咕噜一搅，吐出皮来，用牙慢慢咬咂黏在核上的果肉，再用力吸吮，味道甘醇缠绵，果酸爽口透心，有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美感。我们乡下有一首民谣：

七月起，打酸枣，

一打打到冬月腰。

寒风吹，叶进灶，

枝头只见黄金吊，

打下来，数一数，

一二三四数不了。

开开心心尝一颗，

皮皮吐到八丈高。

成熟的酸枣

酸枣一挂果，母亲就在树下扎起竹篱笆，还在竹篱笆上缠上很多倒挂刺，或者七里香刺笆。我家那条老黄狗，也拴在树下。

谁知家贼难防。我对酸枣树的私有性认识不足，李家湾那些小馋虫一来，我就解开刺笆阵，牵走老黄狗。男孩子放开手脚，一个个猴子一样，徒手“裸爬”，噌噌噌就上了树。女孩子也有爬树的办法，她们拿一条绳子绾个圈，套在脚上，爬起树来，绳子扣住树干，蹬一脚上一台阶，速度也不慢。树上站好位，有的用竹竿，有的用木棍，有的徒手摘，大家嘻嘻哈哈打酸枣。

青酸枣虽然很酸，要是进行“武吃”比赛，也能吃掉一大堆。要说吃青酸枣，母亲才是高手。有一次，刮一夜大风，母亲捡回一口袋青酸枣。我们吃几个，酸得直哆嗦。母亲叫我和姐姐们一齐动手，供她一个人吃。我们有的拿弯刀，有的拿捶衣板，有的拿秤砣，拍破，去核，递给母亲。一口袋青酸枣，她一口气就吃完了。后来，母亲牙齿不到六十岁就掉光，不知道是不是跟她吃青酸枣有关。

母亲干农活回来，看见一地树叶子，把我们拉到面前，黄荆条子拍得啪啪响，一个个审问。我们学英雄，见行动，死不招供。她好像知道我们是团伙作案，审问不出所以然，骂道：“狗日些，喉咙口伸出爪爪来了！寡青得嘛。”

饭是碗边冷，枣是向阳黄。树上酸枣，是分批次成熟，向阳的地方先熟，然后按水分和营养的分配不同而分先后熟。

作者母亲

酸枣一开始成熟，母亲就要打去卖。每次打酸枣，母亲都不让我们上树，她哪里知道，我们一个个爬树都身怀绝技。要打到高处的酸枣，得爬上酸枣树，站在丫枝上打。母亲不会爬树，她就搭上梯子，爬完梯子再爬树。母亲身高不到一米五，她抱着树干爬树，脚掌蹬紧树皮，双腿弯曲，一伸一缩，一点点往上蹭，像只笨拙的癞蛤蟆。她屁股上鼓鼓囊囊冒着个包，裤子有点湿。我知道，那是母亲生我的时候，不小心掉出来的子宫。一到大热天，就会闻到她身上有一股特别的臭味。她这个毛病一直没有医治，也不知道她是咋熬过来的。

每打一次酸枣，会收获十多斤。母亲拿来簸箕，叫我们把金黄色的酸枣挑出来，放进扁背篼，逢场拿到街上卖。我和姐姐们趁机捞浮财，尽吃黄酸枣，吃得牙齿发酸还吃，还穷凶极恶往衣篼裤包里塞。

那些二黄酸枣，没卖相，母亲就拿来几个“为人民服务”的碗，装满，让我们分别给邻居送去。我想吃独食，不愿送，母亲就拍一下我的头，说：“去，人敬人高，人家有好吃的都送给你！”

剩下青酸枣，母亲会把它放进米糠，“渥”一段时间。要吃到这些渥黄的酸枣，也不那么容易，得跟母亲一起上山砍马槡柴。马槡上有不少毛虫和洋喇子，毛虫绒毛掉在身上，到处起疙瘩，奇痒无比；洋喇子毒刺一挨着皮肤，立即鼓起一个大包，钻心疼痛。为了吃到酸枣，我们会跟着母亲去砍马槡。

打酸枣

母亲是个“小包媳妇”，十二岁那年，外公就把她托付给了我父亲。父亲是生产队长，他在家里也当队长，跟母亲分工泾渭分明。在家里，似乎只见他只干两件事：夏秋季节，收拾叶子烟；春冬季节，编背篼、箢篼、筲箕、箩筐之类。做饭、洗碗、喂猪、洗衣服之类的家务事，都归母亲，父亲概不染指，就是油罐倒了，他也不会抽。母亲稍有差池，他还要瞪圆点得燃火眼睛，狮吼。母亲是在他的吼声中长大的。母亲要是累得直不起腰，或者生病，那些琐碎的家务，仍然会耐心地等着她。父亲见冷锅冷灶，就骂母亲：“妈卖X，不屙痢嗦！”这时候，母亲也会埋怨一声：“锅头背在我身上的么？”父亲“哐啷”把弯刀摔得老远，母亲不再口腔，起身做饭。

家里再困难，母亲从不叫苦，总能想法对付过去。酸枣是她的“支柱产业”。

我喜欢跟母亲上街卖酸枣。母亲卖酸枣不用秤，用家里打米的竹筒计量。一竹筒五分钱，两竹筒一角钱，要是遇到有人斤斤计较，她就添几个。卖了钱，除了称盐巴，打酱油，母亲还要给我买一根油条或者麻花，要么就买几个水果糖。我得寸进尺，要买连环画。连环画几角钱一本，母亲舍不得，拽着我回家，我就拉着她的衣角干嚎。我知道，我是母亲的“七寸”，她拗不过我。母亲一口气生了三个姐姐，一下子把自己逼到了死角。生大姐还好，有鸡有蛋吃；生二姐，爷爷奶奶眼睛下起了霜，没有鸡汤，只吃到三四十个鸡蛋；生下三姐，就冰天雪地了，只在坐月子第一天吃到五个鸡蛋，父亲也对她凶神恶煞。生下我，她才算扬眉吐气。我帮她挺起了胸膛，她不爱我爱谁？母亲没办法，只得给我买。

酸枣树下的孩子们

我读高中，在简阳中学。家里到县城六十来里山路，开始，我每周回去一次，后来，半个月一次，再后来，一个月一次。

一天，正在上早自习，教室门被轻轻推开，门口站着一个矮小的女人。她顶着一头露水，嘴里哈着热气，用一张蜡黄的脸笑嘻嘻朝教室里东张西望，还拿手指头东指西点，像在清点她家里鸡鸭。我仔细一看，是母亲！赶紧跑出教室。我很生气地问：“这么远，你咋来的？”母亲憨憨地笑一下，有点自豪说：“一条大路得嘛。嘴巴就是路，问噻。”说完，她递给我一大包酸枣。我没好气地道：“跑这么远来，就为送这些酸枣？”还恶狠狠把包摔在地上。母亲眼巴巴看着滚落一地的酸枣，看我一眼，嘴巴一瘪，眼泪簌簌滚落下来。她蹲下身子，边捡酸枣，边擤鼻涕，边抹眼泪。我缓过气来，帮着母亲捡酸枣。

母亲说，要赶回家煮午饭。我到伙食团买两个馒头，塞给母亲，母亲啃着馒头，匆匆走了。看着母亲离开的背影，我忽然觉得她又矮又小，特别地瘦弱，鼻子一酸，眼睛模糊起来。

一天，我回到家，见母亲躺在床上，一问才知道，母亲上树打酸枣，梯子打滑，摔伤了。我一见到母亲就埋怨，她尴尬地笑笑，说：“扭了一下腰杆，没得啥子，好好读你的书！”

后来，母亲的腰再没直起来过，她佝偻着身子，照样兢兢业业干她的家务活。我工作以后，父亲不再种叶子烟，他一回家，就坐在马架子上，翘起二郎腿，吧嗒吧嗒抽烟，口水吐一地，从不帮母亲搭一下手。

母亲老了后，爬不上树了。她在一根竹竿上绑上镰刀，勾在酸枣树枝上，不停地抖动手里的竹竿，那些熟透的酸枣，噼里啪啦掉下来。

进入二十一世纪，已经很少有人再买酸枣吃，母亲的酸枣，不再上街卖。她抖下酸枣来，就一碗一碗分发给邻居，还大口袋小口袋给我提上街来。

酸枣树老了，已不大结果，父亲以八十元的价格，卖掉了它。

母亲经常守着那个酸枣树桩发呆。看着看着，树桩又发出了新芽，嫩嫩的，绿绿的。

李森林：四川简阳永宁乡教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90年代初搁笔，年重拾爱好，敲字自乐。先后在《四川文学》、《牡丹》、《沱江浪花》《资阳人》、《资阳日报》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约二十万字。现居简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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