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芳酸枣树

酸枣树

文/张爱芳

在我的家乡，到处生长着酸枣树。

每到秋天，红红的酸枣如一颗颗红玛瑙，洒落在贫瘠旱塬的沟沟坎坎上。它是那个年代，我们农村孩子最容易得到的解馋的果实。

酸枣，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园形，有的椭圆形；有的肉厚，有的肉薄；有的酸甜可口，有的味酸如醋。

酸枣还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惦记了。打猪草时，留心哪里的酸枣大，记住地方，过几天再去。

往往等不及酸枣红，在酸枣发白发黄、有酸味的时候就开始摘着吃，即使酸的人咧嘴闭眼、摇头耸肩，还是想吃。如果能碰见一树红红的大大的酸枣，将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

酸枣好像和我们作对似的，凡是长在窑背上、沟崖边危险地方的酸枣一般都是又红又大，看的人眼馋、嘴馋，就是吃不上。沟边的酸枣眼不见嘴不馋，窑背上的酸枣天天能看见，吃不到嘴里，着急。

大人不容许小孩子上窑背。有一天，趁大人不注意，胆大的孩子带着我们，拿上长棍，从村北头上了窑背，还没有走到地方，就让大人拧着耳朵拉了回来。少不了一番教育，一再叮嘱，千万不敢到窑背上去，并承诺等酸枣红了给我们打。

怕孩子上窑背危险，村里自然形成了一个惯例，只要谁家窑背上的酸枣红了，大人就上到窑背上，用长棍把酸枣往下打，我们一帮孩子就在院子里拾，装在衣服包里，慢慢享受。

酸枣树多刺，于是它就有了另外一个名字——枣刺。在那缺薪少柴的年代，野蒿草、作物秸秆都成了好燃料，就连树叶也被人们扫的干干净净。但野蒿、麦秸都不耐烧，蒸馍的时候赶不上劲，这时枣刺就成了做饭的硬柴。

挖一捆枣刺不容易。用镢头挖下来，用铁叉挑到一起，拍实，再割一些野蒿等没有刺的植物垫到一面，用绳子捆绑后背回家晾晒。

用枣刺烧火是一个技术活。晒干的枣刺，挑一部分出来，在院子里用镢头铡碎，烧的时候用烧火叉和碳锨配合着塞进“灶火”里。“灶火”是通炕的，走烟不利，烟熏的眼睛不停流泪，跟哭一样，特别是枣刺没有晒干的时候。

几十年过去了，酸枣早已不是农村孩子的最爱，枣刺也彻底退出了充当硬柴的历史舞台。

种植结构调整，水果种植面积增加，桃、杏、苹果、葡萄等水果随时都能吃到。

退耕还林政策使家乡的层层梯田上栽满了苹果树和花椒树，每年修剪的树枝烧也烧不完，随便走进一家，都能看到院子里码的整整齐齐的树枝。除此之外，液化气、沼气、煤、电等都用到了农村的做饭取暖中。“灶火”也进行了改造，由使用风箱改成“吸炉”，做饭再也不烟熏火燎了。

没有人挖，酸枣树真的长成了树，擀面杖粗的酸枣树到处都是。

前几年，人们把梯田边的酸枣树嫁接成枣树，枣树挂果后，成了田野里的一道风景。枣熟后，不论走到谁家地里，随便可以摘一篮子枣，不用打招呼。

酸枣仁有安神作用，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秋冬季农闲的时候，就有人来村里收酸枣，酸枣又成了人们增加收入的一个来源。

酸枣树，普普通通的一种灌木，它以顽强的生命力扎根于渭北旱塬的沟壑崖畔上。长不成参天大树，修不得婀娜身姿，但在物资贫乏的年代，它用它的果实，安慰了孩子们的心，用它的身躯，燃旺了生活。在物质丰富的今天，它无意于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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