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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兰的私塾教育

陈友义

  年舒兰建县,当时舒兰仅有8所公办学校,分布在县城和5个较大的集镇及两个自然村。这些公办学校分散,而且规模也不大,远远满足不了基础教育的需求,于是,民间自发兴起办私塾来满足教育需求。

  舒兰社会、经济、地域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决定了私塾教育发展缓慢且不平衡。舒兰西部村落集中,有一定规模的村屯都办了私塾;舒兰东部山区自然条件较差,开发较晚,又因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条件不利于私塾的开办,所以私塾在舒兰东部开办得晚又少。这样就造成当时舒兰西部地区的教育较发达,东部山区教育相对落后的差别,这个差别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时。   开办私塾教育所需的人、财、物全是靠村屯自发组织、筹集。本村办学具有就近、费用低、学习方式灵活等优势,所以,得到了村民的接受和喜欢,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私塾越办越红火。   舒兰私塾教育多为村塾。“村塾”就是村或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设塾以教贫寒子弟。人们称村塾为“学堂”,所聘教师称为“先生”。   办村塾离不开学董,他是村塾的管理人,由村里推举德高望重、热心教育、有一定文化和组织能力的人担任。由他来承包学田、摊派临时所需费用、聘用塾师、择址设馆、处理学堂事物等事项。一个村的私塾办得如何基本取决于这位学董的作为。   也有由村里有钱人家凑到一起拿钱联合开办私塾的,除自己家的孩子读书外,贫寒人家可以少拿钱或者轮流供先生吃饭,孩子就可以到塾中读书;还有用学田办村塾的——由村里共同捐钱买土地,或村里统一组织开荒获取土地,这样的田地称为“学田”。春天学董把学田承包出去,所收的粮食给先生做口粮,秸秆给先生家做饭取暖和学堂冬季教室取暖;村里开办私塾不论你家有没有读书的孩子,村里人都要参与,因为,你现在没有孩子读书,不保证你今后没有孩子读书。在有学田的村子里有钱人家的孩子和贫寒人家孩子读书是平等的。学田是开办村塾的保障……   私塾先生自己开办学校称“门馆”、“学馆”或“私塾”。富贵之家的读书人,功成名就大多留外面做事了,没钱的人即使读过书有点文化可以教书,因为学生上课的教室、桌椅他也无力解决,即使开办了私塾也是入不抵出,所以,舒兰私塾先生自己办学的不多。

  私塾先生通常是落第秀才。“家有隔夜粮,不当孩子王;落魄穷秀才,无奈进学堂”,就是当时私塾先生生活处境的写照。私塾先生在村里从教与学生家长常有来往,可以替他们写信、写春联、写契据,帮办红白喜事等,得到些额外收入,但他们还是过着温饱没有保障的贫困日子,其社会地位也是很低下的。私塾先生社会地位虽低,但选择私塾先生的标准却很严格,“必择人品端方,学问通彻,不嗜烟赌,勤于讲解者,方足以当此任。”当时在舒兰达到这个标准的私塾先生不是很多,大多数私塾先生人品端方,学问一般。好在大多数村塾培养的对象就是识字、记小账,只要人品端方,学问一般的私塾先生是可以胜任的。可也难免有滥竽充数的,人品学问均很差,误人子弟,必然招致世人轻视,同时也降低了整个塾师职业的社会地位和声誉。在舒兰误人子弟的私塾先生也是大有人在的,其讲课的错误成为人们日常笑料,一直流传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学生学到的知识多少,私塾先生至关重要,所以,各村塾在选择私塾先生上都要下一番工夫,以保证教学质量。   当时,舒兰较大的村里都有村庙,村塾多设在村中大庙里,以庙和教室两用为多,独立建学校的极少,当时称为庙塾合一。当然也有用个人家较大房子做教室的,就是“南北大炕,书桌摆上”,私塾开办的初期这种情况较多,后期学堂多数是在庙里。   有学田的村塾,孩子不交费用就可以上学了,学习用品由学生自己负责。即使这样也有孩子因买不起学习用品而失学。有的家庭不重视孩子教育,即使有条件也不让孩子上学。其实,那个年代能上学的孩子并不是很多的,而且清一色是男学生。学生入学的年龄不限,自七八岁至十七八岁都有,其中以十二三岁以下的居多。学生少则三四个人,多则可达三四十人。有学田地的村塾先生收入有保证,而且其收入是固定的,学生的人数不影响私塾先生的收入和村塾的开办,所以,私塾先生一般不关心学生的人数。   学生所用桌、椅多是简易的,桌子只有上面一块板,坐的是没有靠背的长板凳。先生有讲桌,讲桌除了教学用品外,上面有一把必不可少的戒尺。黑板上面悬挂的是写有“至圣先师”孔子的布画像,没条件买孔子布画像,就悬挂红地黑字写有“至圣先师孔子神位”的木牌位。   教材可由家长根据先生的要求自己买或者是先生代买,也可以用别人用过的旧教材。家庭困难买不起正规教材,可以花个成本钱买先生的手抄本教材。学生除教材外还需要准备纸、笔、墨、砚。   学生每天上学要问先生好、拜孔圣人,上课时给孔圣人上香。烧香除了礼敬也用以计时,一支香燃尽为一节课,下课休息多长时间由先生自己掌握。村塾上课所学的是启蒙教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弟子规》、《教儿经》、《童蒙须知》等。学完这些基础课以后,大多数的学生就回家务农了,极少数有钱人家的孩子才能接着系统地学习《四书》、《五经》等。学生所学都是中国儒家经典之作,历久不衰,延续了中华文化的命脉。传统文化重视个人的修养,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它的教育成果是教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如何做人,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教书育人。先生除让学生读书背诵外,还有习字课,教学目的以识字习字为主,还十分重视培养学生学诗作对的写作能力。数学讲加、减,乘、除和珠算。有的村塾还根据先生的能力给有一定识字基础的学生开中医基础,让学生背《药性歌四百味》,《汤头歌》等。   私塾教育没有寒暑假,全年只有清明、端午、中秋、孔圣人生日各放一天假。每年腊月初十前后放年假,至次年正月十五开馆,所以素有“先生不吃十二月的饭”的谚语。

  村塾的教学时数,一般因时而灵活掌握,可分为两类:“短学”与“长学”。办短学与长学取决于村里的经济条件。短学一般是一至三个月不等,家长对这种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学生日后能识些字、能记账、写对联即可。多是冬天没什么农活时把学生集中起来上课,到了来年春天农活忙了,这些孩子就得承担起家中的农活。大半年不上学,到开学上课就出现有的学生把学过的知识全忘了的现象,先生不得不“分槽饲养”;遇到不负责的先生就把忘了知识的学生和没忘知识的学生平等对待,都是从头再来,这就形成年复一年地踏步走,每年都重新学习“人之初、性本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同样“短学”班的学生,也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写信,记账都不成问题。   长学每年农历正月半开馆,到冬月才散馆,其“长”的含义,一是指私塾先生有名望,其教龄也长,能教给学生更多的知识;二是指学生学习的时间长,学习的内容也多。这样的私塾先生往往长年从教,他的待遇必然就要高,薪水是短学先生的好几倍。在同一村塾里短学的学生可以不交费,那么长学的学生要负担起先生在长学的这部分时间的费用。就先生的薪水一项费用,一般人家也是负担不起的,因此没钱人家孩子不念“长学”了。其实这长学就是给有钱人家的孩子办的,由于学习的知识比较系统、正规,学生所学的知识达到先生的认可后,就可以参加国学招生考试,考试录取后就可以到国学堂去进一步深造。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在舒兰长学私塾并不多。   在舒兰不多的长学,还培养出不少令人瞩目的知名人士:当年的白旗镇八棵树村谭维翰,上世纪初设县时被聘任舒兰县财务处主任;刘魁一,曾任蒙江县(今靖宇县)县长;吉林省的教育先驱谭雨林也是家乡私塾培养出来的佼佼者;白旗镇邵家村李锡恩幼年在家乡读私塾,后外出求学,最后考入北京大学,曾任吉林大学第一任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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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销售打开养猪新天地

  记者璩竹林   回到家乡舒兰市溪河镇之前,朱爱玲在江苏常熟的创业已经小有成就,在当地拥有了一家电商门店,收入也很可观。   年,带着回乡发展生态农业的抱负,二十出头的朱爱玲出任舒兰市众邦源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众邦源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回乡之后,朱爱玲从零开始学习,掌握实践技能。她还多方考察,改革合作社经营模式,实现统一采购、统一管理、统一销售,使合作社走上科学运营轨道。   为了拓宽市场,朱爱玲增加网络销售项目。起初家人甚至许多社员觉得朱爱玲有点不切实际。可没想到,信息上网之后不久一位贵州的商贩来到了合作社购买了一大批仔猪,这让社员们对朱爱玲大为赞赏。   网络销售改变了传统的销售模式,迅速拓展了市场。目前,合作社存栏生猪多头,年出栏1万头以上,带动近百户群众走上了生猪养殖的致富之路。

编辑/程宇晗

责任编辑/曾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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