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北满族旧事秩闻满族两创文字

作者富察宝仁简介：富察宝仁先生退休前在园林局担任绿化处处长。现在先生担任的社会职务主要有：吉林市政协文史研究员、北华大学客座教授、舒兰市人民政府历史文化顾问、吉林省满族文化经济促进会副会长、吉林市满族联谊会副会长、吉林市满族文化研究会理事、吉林省民俗学会理事、吉林省长白山文化研究会理事、吉林市作家协会会员、吉林道教玄帝观、灵仙府复建顾问、吉林市园林绿化协会秘书长等。

本文章原载《大东北满族旧事》之《历史文化》。　《大东北满族旧事·历史文化》约29万字，共六篇。以大量史实旧事讲述满族三次立国、两创文字、八旗劲旅，以及明清满族旧事和满族文化的发展，展现满族进入中原前后的变迁历程。

《大东北满族旧事》丛书，是吉林省地方志资源开发立项项目。丛书约万字，分为《大东北满族旧事·历史文化》《大东北满族旧事·岁时文化》《大东北满族旧事·俚俗文化》《大东北满族旧事·建筑文化》《大东北满族旧事·萨满文化》等5册。有意购买收藏此书的，可以与作者富察宝仁先生联系。

内容简介

中华大东北地区，白山黑水的崇山密林是满族的故土家园。满族历史悠久，其先民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远古的五帝之舜禹时期，由肃慎始，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这满族一脉世代相承。满族的历史，展现着祖国大东北的历史进程。满族三次立国，唐代时建渤海国，为唐朝之属国；宋代时建大金国，与南宋形成了中国又一次南朝北国之势；灭明之后建立了清王朝，一统华夏年。

满族的文化，昭示着大东北地区满——通古斯语支各族的历史文明。满族两创文字，金国时创制金女真文，后金（清）时创制满文，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满族是北方渔猎民族，曾以弓马骑射称著，满、蒙、汉八旗劲旅由后金至清战旗猎猎，共同外抗俄、日、英、法等列强，内安社稷广驻“满城”，展现着枭悍中的平顺，剽蛮中的辉煌；谱写着多民族团结的动律、中华民族一家的弦歌。

本书以史籍为准，史海拾贝，为读者展现着满族的昔年旧事，历史的进程。

现在作者富察宝仁授权本平台发表，本平台将陆续发表《大东北满族旧事》的有关内容。

三、满族两创文字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民族的语言、文字具有巨大的象征性和民族强盛的标榜性。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将渐渐失去本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对外则难以传播本族之民族文化又难得被他族所看重。满族先民以海纳百川之胸怀，汲取汉族、契丹、蒙古等民族文化精要，结合本民族的语言习惯俚俗，在金代、清朝两创本民族文字。

满族自其先民肃慎人起，数千年来便叱咤于长白山林海雪原之中，乃弓马骑射见长之北方骁勇民族，这茹毛饮血的山林渔猎民族，不仅三次立国华夏还两次创制文字，在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中创造了自己民族的灿烂辉煌。

金代创制使用金文

满族是一个自强不息又兼收并蓄的北方民族。有人认为满族是一个弓马骑射见长的雄武民族，而凸显文化风采不足，其实不然。满族先人历史上曾经二次创造文字，在中华民族悠悠几千年的历史文明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满族先民曾三次立国中华，除金、清两朝之外，更早的唐时靺鞨人还建立了渤海国。这渤海国虽然强盛享有“海东盛国”之誉，但是只有自己民族的语言而没有文字。从渤海考古重要发现的贞惠公主墓和贞孝公主墓出土的墓碑，是首次发现渤海石刻文字，证明此时靺鞨人是使用汉字，而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只是在出土的陶瓦上，出现了百余个与汉字殊异的文字，像、、、、、等。专家考证，这些殊异字应是靺鞨人为表达自己的发音或语言习惯而创造出来的。此时靺鞨人虽然没有文字，但这些从汉字增划或减划而来的殊异字，却使金代完颜希尹创制文字时得到了许多启发和借鉴。

金建国之初，由靺鞨转族称的女真人也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一些重要的文书、记载及邻国的信使往来仍使用契丹字。由于没有女真文字，许多事情都需要“口传心记”，这样即不方便又难免有错误。所以当时重要信息、军令的传达，是使用“信牌”、“令箭”，“赋敛调发，刻箭为号，事急者三刻之”。即大事的决定是在信牌或箭杆上刻道数来表示，大事急事刻有三道，然后由信使口头传达内容。

辽国统治时期，女真首领向辽帝或契丹官员禀报大事，则是“以草木瓦石为筹，枚数其事”，甚是原始古拙。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立国之后，土地人口急剧增加，国势迅速发展，对辽军的战事十分频繁，对宋、西夏、朝鲜等周边各国的交往也日益增多。阿骨打觉得，“口传刻箭”的方法已不再适用，继续使用辽契丹文字，出于民族感情更是不可行。于是年9月，他命令完颜希尹率耶鲁等熟悉契丹文和汉文的官员，创造女真人自己的文字。

完颜希尹是金女真时期一个重要人物，是个深受族人崇敬的珊蛮（萨满），他尚有古新、谷神、悟室、兀室等名。希尹生于女真大族，其曾祖父石鲁乃女真酋长，与金昭祖石鲁同时同名，且关系甚密有生死之交。祖父劾逊，因功赠授开府仪同三司代国公。父欢都更是智勇双全辅佐了金世祖、肃宗、穆宗、康宗四朝的大金国忠臣良将。世祖劾里钵曾叹曰：“吾有欢都，何事不成！”

完颜希尹有勇有谋且生得是异人异像，《吉林通志》载道：

“希尹，本名古新，一名悟室，罕都之子也。母妊三十四月生，身长七尺，

言如巨钟，面貌长而黄色，少须髯，常闭目坐，怒睛如环，而夜有光。为人深智

多谋，动静、礼法、军旅之事，暗合孙吴，自谓不在张良、陈平之下。自太祖举

兵常在行阵，同为谋主。”

希尹确实是勇冠三军的大将之材。“自太祖起兵，常在行阵，或从太祖，或从撒改，或与诸将征战”。在灭辽的十年征战中屡立战功。灭辽之后，希尹三次率兵南下中原，收回了辽国在中原的燕云十六州，还掳回了宋徽钦二帝。他是金国太祖、太宗时期的国家栋梁之材，又坚决支持金熙宗的革故鼎新之国策。

希尹在金国享有盛誉，不仅仅因他乃开国元勋战功卓著，领有元帅右监军、尚书左丞相、金源郡贞宪王等高贵头衔，因为他还是一个灵通神人的萨满和创造了金女真文字。正如《三朝北盟会编》之《女真传》所载：

兀室奸滑而有才干，自制女真法律、文字，成其一国。国人号为‘珊蛮’。

‘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粘罕以下皆莫之能及。

这‘珊蛮’即是今之萨满，是信仰万物有灵萨满教女真人十分敬畏的人神之间的通神者。希尹对金国最大的贡献，还应该说是创造了金女真文字，参与制定了法律，使大金“成其一国”，载入中华浩浩青史。

金建国之初，辽金之间的战争还在紧张的进行，高屋建瓴的金太祖阿骨打深知文字和法律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于是虽然战事急迫，还是“命希尹撰本国文字，备制度”。

女真语属阿尔泰语系之满——通古斯语支，是今天满语的祖语，亦是蒙古语的亲属语言。希尹是个有文化的人，通晓汉文汉语和契丹人的语言文字，他仔细研究了汉字和契丹字的笔划、书写、寓意、发音之精要，又结合女真人的口语习惯，“依倣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很快便成功创造出了女真文字。天辅三年（年）八月，希尹创字书成，太祖大悦，赏赐他宝马一匹，华服一袭。然后命国内迅速颁行，从此，女真人这个古老的北方民族有了自己民族的文字，金国有了官方通用的女真文字。完颜希尹创造女真文字之后二十年，金熙宗完颜亶在其基础上又创造出一种笔划较简便些的新字。希尹创造的女真文称女真大字，金熙宗创造的文字称女真小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两种女真大小字通行并用。

女真文字创制后，因阿骨打命国内颁行，所以金代的各路、府、州等，广建学堂推行使用。世宗时教授女真文字的学堂，就“设府学二十有四，学生九百五人”，“州学二十一，凡千八百女真人”在学习推广女真文字。

金国的历代皇帝都很重视女真文字的推广使用，《金史》之中记载甚多。金太宗吴乞买曾诏令，在国家的科举考试中加考女真文：“以策论进士取其国人，而用女真文字以为程文……欲行其国字，使人通习而不废耳！”海陵王完颜亮，也在科考选士的试题中规定，须：“以契丹字书译成女真字，限三百字以上”。

金世宗完颜雍对女真字更是推崇有加，曾命“以女真大小字译《尚书》颁行之”。为了加快女真文字的推广，金世宗命“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学习女真文，又命“取其优俊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为了加强各路州府的教学力量，还命“以策诗取士，设女真国子学，各路设女真府学，以新进士教授。”为些还专设了女真进士科。当时，诸路、府、州的学子曾多达三千余人之多，可见教习女真文声势之大。金世宗还亲自抓中华经典五经的翻译工作，并要在科考中进入考题。宰臣答道：“五经中《书》、《易》、《春秋》已译出，侍《诗》、《礼》译完才能加试。”

就是这个对完颜希尹所创制女真文倍加赞赏、推崇有加的金熙宗，偏听了悼平皇后干预朝政的谗言，斩杀了已身居许国公、尚书左丞相的完颜希尹，造成了一场千古冤案。

女真文字的创制，在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在人们刚刚认可它的时候，金国灭亡了。在金亡国之后，金女真文字还在东北广大地区流行使用了二百余年。

明朝的钦差内官亦失哈，系海西女真人，在明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曾奉旨十次巡视设立在黑龙江入海口特林的奴儿干都司，宣扬明廷天威，“宣谕抚慰”野人女真等各族百姓。永乐十一年（年），亦失哈第三次巡视奴儿干都司时，在特林见到了一座破败的观音庙，和一座辽金时期佛塔。于是，他在附近建了一座佛寺，希望佛祖降福保佑奴儿干永远人人健康，岁岁安宁，遂起名“永宁寺”，并在寺旁立碑以志。永宁寺碑正面为“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记”，碑侧面为刻有女真、蒙古、西藏、汉四种文字的碑记。其中女真文字由辽东女真人康安所书，故可知金女真文字在明朝时还在使用。

金女真字碑刻发现有多处，最著名的除《永宁寺碑记》之外，还有一通《大金得胜陀颂碑》，至今仍竖立在吉林省扶余市石碑崴子屯。此碑是为纪念公元年9月，金太祖率女真各部誓师伐辽于此。在金大败辽军之后，此誓师之丘被命名为“得胜陀”，女真语为“忽土皑葛蛮”。此碑乃金世宗完颜雍于年所立，碑由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构成，碑高三米余，碑额雕有四条蟠龙栩栩如生。碑前刻有碑文余汉字，碑后部刻有女真文余字。这座金建国功德碑，虽历余载雨雪风霜，但仍基本完好，是研究金史及女真文字难得的历史文物。

吉林省海龙县“九岗十八坡”的石砬子之上，有两处金代摩崖石刻。此石砬子两侧，各凿刻着一块金代女真文摩崖碑。其中一块，上书有“收国二年五月五日”女真文，被称为“海龙女真文碑”；另一块上书有“大金太祖大破辽军于节山息马立石”，被称为“金太祖息马立石碑”。

这两块金代摩崖石刻距今已历年，它们的发现和解读改写了金女真文创制使用的时间。《金史》载，金太祖阿骨打命完颜希尹创制的女真大字，是在金天辅三年（年）八月完成并开始颁布推行。可是，“海龙女真文碑”被破译的时间，却是“收国二年五月五日”。这收国二年即是年，即是说在《金史》所载的天辅三年（年）之前4年，完颜希尹所创制的女真大字便已经开始流行使用。

金代摩崖石刻的发现，不仅仅是将金女真文的颁行使用时间向前提了4年，也证明了它是至今发现时间最早的女真文碑刻，对人们研究金史、辽史、女真文字，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折戟沉沙铁未销”，大金国早已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女真文字也早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残留下来的碑文石刻，却为后人展现了金女真人古代的文明。通过女真文字的研究，人们仿佛看到茹毛饮血的女真人兼收并蓄创制文字，努力创造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画卷。

清代创制使用满文

在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之中，既有自己民族语言又有自己民族文字的不多，历史上两创文字并广泛使用的民族，就更是难得一见了。而由肃慎族系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满族，就曾经三次立国华夏，二次创制了广泛使用的本民族文字。继金代创制金女真文之后，后金（前清）时期又创制了满文，这两种文字在煌煌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都占有重要位置。

十六世纪中叶，随着建洲女真的日益强盛，兼并海西女真、野人女真的文功武斗，及对蒙古、朝鲜、明朝的战争连绵不断。这场波及整个东北亚波澜壮阔的大争斗，每天都传递着大量的军政命令、民事文牍、公务文书、外交信函等文件。但此时后金女真人使用的却是蒙古民族的文字。

原来，金代完颜希尹参照汉字、契丹字创制的金女真文，到了元朝末年懂得的人已经很少了，但还是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像明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招抚图门江流域女真人吾都里、兀良哈、兀狄哈时，所传的谕旨即是用女真文书写的。到了明朝中期，识得女真文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了。正如《明英宗实录》载女真玄城卫指挥撒升哈之奏：

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真字者，乞自后敕文之奏，第用达达字。

此“达达”即鞑靼，“达达字”即蒙古字。可见在明朝中期女真文字即已近失传。各女真卫所之间或与明朝廷的文件往来，皆在使用蒙古文字。《满洲实录》载：“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

此时，有个奇怪现象，女真人讲女真语，可是没有自己的文字，大量文件须先译成蒙古文，然后上报使用汉字的明廷或交流使用。已经立国称汗的聪睿汗努尔哈赤极富远见，他认为这语言与文字的矛盾，无自己民族文字的缺憾，已严重阻碍了后金国家的发展，与他那横刀跃马立国华夏的宏图伟愿已极不适应，于是产生了创造自己民族文字的决策。让谁来完成这一伟大使命呢？努尔哈赤想到了巴克什额尔德尼和噶盖。

额尔德尼为海西女真哈达部都英额人氏，早年即追随太祖努尔哈赤，隶满洲正黄旗，后“奉太宗文皇帝谕旨，入硕色巴克什族中，赐姓赫舍里氏”。额尔德尼自幼聪慧又勤学诗书，20岁时便已精通汉文和蒙古文，而且弓马娴熟机智善战，是一员驰骋疆场屡立功勋的战将。额尔德尼不仅勇敢善战，学识文采更是后金国之文魁，各种重要文书、典仪多由他来操办。故被赐以“巴克什”之称，巴克什乃满语“学者”之意。像努尔哈赤就任大英明汗的大典，就是由他主持的。当时，努尔哈赤端坐正位，额尔德尼站在左侧，阿敦在右，八旗大臣奉上的尊号文书，便是由额尔德尼进行宣布的。他还经常代表后金，作为迎宾大臣迎接外国使臣。天命九年（年）朝鲜国遣使来见，便是额尔德尼与努尔哈赤的三个女婿迎见的。噶盖，姓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也是一位文武全才之将，追随努尔哈赤屡立战功。

公元年，即清太祖起兵之后的第16年，额尔德尼与噶盖奉命创制满文。创制文字乃非常人可为之事，噶盖认为创制国语文字困难，还是用蒙古文字比较容易，说道：“蒙古文字，臣等习而知之，相传久矣，未能更制是也！”

熟悉汉文、蒙古文的努尔哈赤严辞批驳道：“汉人读汉文，凡熟悉汉字与不熟悉汉字的人都能知晓。蒙古人读蒙古文，不知蒙古字者也会懂得。现今我国之语用蒙古字读之，故不习蒙古语的人不能知晓。怎么能说我国语制字为难，反用蒙古语为易呢？”

额尔德尼与噶盖还是觉得不知怎样进行创制文字，便问如何进行为妥。努尔哈赤确实很有才华很有想法，指示他们可以参照蒙古文字母，结合女真人语言拼读成句撰制满文。《清太祖实录》载：

集蒙古字作之，其实不难。如“阿”字下加一“玛”字，不就是“阿玛”（满语，

父亲）吗？“额”字下加一“墨”字，非“额墨”（满语，母亲）吗？用蒙古字合吾族

之语音联成句，即可因文见义也……于是，上独断，将蒙古字制为国语，创立满文，

颁行国中，满文传布自此始。

此后不久，噶盖因罪被诛，“额尔德尼遵上指授，独任拟制，奉上裁定颁行，国书传布至此。”这种原始草创的满文，没有圈点，后人称之“无圈点满文”，或称“老满文”。

天命六年（年）十一月，额尔德尼因创制满文有功而由参将升为副将。可是好景不长，仅两个月后额尔德尼的厄运便来了。先是有牛录额真告发他多占财物，被革去了副将之职。第二年又有家中婢女告发，说他收下了朝鲜国私送的财物和私藏金银。此乃私交外邦之罪，盛怒之下的努尔哈赤，下令斩杀了实有冤情的额尔德尼夫妻二人。

额尔德尼年仅43岁便蒙冤而死，但他创造文字的卓越之功还是注定要名垂青史的。太宗皇太极继位后，对痛失额尔德尼这个大巴克什十分惋惜，曾对群臣道：“额尔德尼遵照太祖旨意，授命创制出了国书，乃一代人才，今亡实在可惜。”世宗章皇帝登极后，念额尔德尼创制国书之丰功，追谥他为“文成”、“大海巴克什”。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还将其子萨哈连、其孙萨哈达、曾孙伊灵阿全都晋职升级而用。

无圈点老满文，在后金时期施行了三十多年，为后金政权的军政事务的实施，对明朝、朝鲜、蒙古等外交文书交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因这种文字是草创，所以还是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像字母数量不足，清浊辅音不分，上下字无别，字型不统一，语法不规范等等。《满文老档》载：

无圈点满文，上下字无别，故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字不分，

如同一体。书中平常语言，视其文义，尚易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常致错误。

太宗皇太极也十分重视满文的创制，极力推行以“参汉酌金”、“陶熔满汉”，用满语满文为自己的民族和清王朝服务。公元年，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改进老满文。达海，满洲正蓝旗人。他自幼聪颖，六岁时便拜巴克什额尔德尼为师，九岁即通满、蒙、汉文义。

当年，努尔哈赤经常听额尔德尼讲达海聪慧且文才出众，于是便让他领来一见。努尔哈赤见达海不但眉清目秀而且深谙满、蒙、汉文，便召至身边赐居内院“机密重地，专司文翰”。此时，达海年少只不过16岁而已。17岁时他因“通满汉文义”，还被派与其他使臣一同前往明朝国都北京城。

皇太极时凡是后金与明朝及朝鲜、蒙古的国文要件悉出达海之手。他还受命翻译了《明会典》、《素书》、《资治通鉴》、《大乘经》、《三略》等汉文典籍。

达海研究了明朝的典制之后，向皇太极提议仿照明朝改制后金朝制。皇太极采纳他的提议，于天聪五年（年）十二月颁布了朝贺礼仪，从而加强了皇权，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后金政权的封建统治。这位满洲文坛巨匠，当年也因罪差点被努尔哈赤处斩，考虑到他是个“通晓汉文、汉语”的奇材，才未被斩而打入监牢。皇太极继位后将达海放出重新起用，令其改进尚有不足的无圈点的老满文。

达海主要是在老满文的基础上，编制了十二个字头；字旁备加圈点以示区别，固定字型，确定音义；创制特定字母，以拼写人名、地名等。这经过达海改进的满文，后人称之为“有圈点满文”，又称“新满文”。从而，这臻于完美的满文，成了整个清王朝近年的国语，并传承至今。

天聪六年（年），达海带病随同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归来便病势严重而卧床不起。皇太极闻知他病危，悲痛道：

朕以达海偶尔疾病，犹冀其痊愈。今闻病笃，深轸朕怀。其身未曾宠任，当优恤

其子。

达海辞世时年仅38岁，皇太极念其功绩追封其为大学士，谥“文成”号并厚待其子，旨谕：

巴克什达海博览群书，学问淹通，官止游击，未及宠任而卒，特准其子雅亲降一等

袭职授备御。达海原管牛录仍令管理。

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的应用，是此民族特质的重要标志。满文的创制、完善和颁行推广，是中国满族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有清一代满洲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正如《清太宗实录》所载：

初，我国未深谙典故，诸事皆以意果行。达海始用满文译历代史书，颁行国中，人

尽通晓……达海与额尔德尼应运而生，实佐一代文明之治。

清代，“国语骑射”是一项基本国策，历朝皇帝都十分重视，骑射习武自不多言，国语满文也被视为立国之本，可见清朝廷对满语文字的重视。清开国帝王努尔哈赤对八旗子弟的国语教育，有极其严格的要求，并特任命了八位巴克什师傅专职负责各旗之国语教习。《满文老档》载：

汗谕曰：‘命准托依、博布黑、萨哈廉、乌巴泰、雅星阿、科贝、扎海、浑岱等八

人，为八旗之师傅，八位巴克什尚精心教习尔等门下及所收弟子。教之通晓者赏之，弟

子不勤学，不通晓书文者罪之。门下弟子，如不勤学，尔等可告于诸贝勒。该八位师傅

，无须涉足他事。

太宗皇太极之时，满族已与汉族共处多年，汉语汉文化的潜移默化十分明显。皇太极深恐满语文字被汉字替代，特作严格规定：

“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勿仍袭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

旧名……其沈阳城称曰‘天眷盛京’，赫图阿拉曰‘天眷兴京’，勿得仍袭汉语旧名，俱

照我国新定者称之。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称汉字旧名者，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者也，查

出决不轻恕。”

清顺治朝为了鼓励八旗子弟专研满文，还专门进行八旗满文乡试。此举措一直延续到康熙、雍正年间。乾隆帝是清朝一位文功武略皆精的皇帝，在日理万机之余，还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其中有许多就是用满文书写的，对推广学习满文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像大气磅礴的《御制盛京赋》就是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书写的。此冠中国历代帝王之最的大赋，由序、赋、颂三部分构成，三千余言，可谓华词如藻，妙语如珠，佳句联篇。法国的大文豪伏尔泰看过译文之后，也是赞美之词不绝：“我很爱乾隆的诗，柔美与慈和到处表现出来。我不禁要问：‘像乾隆这样忙的皇帝，统治那么大的帝国，如何还有时间来写诗呢？’”

满族是个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山林马上民族，在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之前，对于本民族的族源、氏族、沿革、习俗、民俚文化等，均只是在汉文典籍中有零星记载。这不仅不完整全面，而且因地域、语言、习俗之故导致谬误、错讹很多，甚至有许多冷对夷狄的歧视、污蔑或张冠李戴的记述。这些对已有五、六千年历史的满族的认知是十分不利的。

清高宗乾隆皇帝对此认识非常深刻，故高屋建瓴地谕令文人学士并亲自督导，用满文编撰满洲民族典籍。像《满文老档》、《满洲源流考》、《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满洲祭天祭神典礼》、《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地标注战迹舆图》等大量满文典籍。为了让清人更准确地学习满语满文，乾隆皇帝还旨令编撰了《御制增订清文鉴》、《清文补汇》、《清文典要》、《三合便览》等十余种满汉文工具书。上述种种，对满文的推广使用，对激发满洲八旗民众的民族感情、民族意识和发扬满族民族特性都起到了十分巨大的作用。从而也加强了八旗民众的亲合力和凝聚力，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

清代历朝十分重视汲取中原汉文化，曾多次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翻译中华文献经典的《四书》、《五经》、《论语》、《孟子》、《六韬》等著作。在清顺治朝便有计划地翻译了大量军事、宗教、文学、历史、医学、律法等经典著作，及诸子百家、诗歌、词曲、戏剧、小说等文学作品。顺治帝曾因《三国演义》翻译完成十分高兴，还特别嘉奖了参与翻译的官员40余人，赏赐白银余两。摄政王多尔衮对《三国演义》特别尊崇，故在翻译完成颁行之时，特发布王谕道：

谕内三院：着译《三国演义》，刊刻颁行。此书可以忠臣、义贤、孝子、节妇

之懿行为鉴，又可以奸臣误国、恶政乱朝为戎。文虽粗糙，然甚有益，应使国人知

此兴衰安乱之理也。

康乾盛世将满文的翻译工作，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不但翻译传播了《诸子百家》、《西厢记》等难度较大的经典文献和戏曲韵文，还翻译了古老的《诗经》。乾隆皇帝读了满文本《诗经》之后，觉得翻译得很流畅、音韵很美，乘兴还特为译著写下了《御制翻译诗经序》以示嘉许。

满文自从前清努尔哈赤时始创制，作为清朝的国语文字一直在广泛使用，尤其是康雍乾嘉几朝，将满文的使用推向了高潮。许多重要的诏书、文牍、档案都是用满文书写，有的还是满汉文合璧书写，像康熙帝传位于雍正帝胤祯的遣诏，便是满汉文于一纸的诏书。世间有流言蜚语，讲是雍正使人将诏书中“传位十四子”的“十”字，篡改成了“于”字，于是便成了“传位于四子”。这样康熙帝的四皇子胤祯就篡夺了皇位。

此谣言流传甚广，甚至极大地损毁了继位后处理积重弊于难返，又殚心励精图治终于整顿前朝吏政等诸弊，使国势复强的雍正皇帝的正面形象。制造流言者，岂不知那继位大宝的遗诏乃满汉文合璧之诏书，汉文“十”字增加笔划可以改动成“于”字，而那满文乃是拼音文字，又是圈点勾划构成，怎可改动？如果当时遗诏不是满汉行文，那励精图治的雍正皇帝，或许真会被造谣者抹黑成篡夺皇权的无耻之徒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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