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国家地方革命想象中的冲突调和与
国家/地方：革命想象中的冲突、调和与妥协（）（一）
作者：蔡翔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
我在此使用的“地方”一词，只是相对于国家中央政权的一个空间概念，当然，这一概念并不仅仅局限在它的区域性的行政设置或者自然地理的概貌描述上，我的兴趣更多地在于构成这一空间的诸多元素，比如，制度、习俗、社群、人口形态乃至语言(方言)，等等，以及隐藏于这一空间之中的深刻的文化心理的积淀。这些诸多的元素及其内在的文化心理方才构成了我们所谓的“地方”甚至“地方性知识”①。
当然，我无意于把“地方”处理成一个完全自律或者自足性的空间，相反的是，我更倾向于把“国家”和“地方”视之为一种互动的关系。国家不仅利用各种形式，包括制度的方式，对“地方性知识”进行有效地吸纳(比如古代的“采风”制度)，同时，亦将自己的政治愿景、权力诉求乃至知识形态，通过各种方式深深地植入“地方”之中(比如“说书人”形式)，甚至成为一种指导性的意识形态。
正是由于“国家”和“地方”之间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权的变更，就并不仅仅指涉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替代，它同时还意味着国家制度乃至意识形态的变化。正是由于国家意识形态承担着对“地方”的指导性功能，因此，旧有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解体，常常会波及“地方”，甚至造成“地方”秩序的不安和动荡。在一些对历史的细节描写，比如在《郑超麟回忆录》中，我们看到，漳平乡间的民乱，是在辛亥革命的四五年之后才开始的。在这四五年中，“为了表示和专制朝代有所区别，便改变官制称谓，‘总督’改为‘都督’，‘知县’改为‘知事’”，渐渐地，“县府二级撤销了”，同时“打破了几百年‘回避省籍’的禁忌”。也就是说，“本省人可以做本省的县官”……在制度变革的背后，正是知识形态乃至意识形态的深刻变动，这一变动的结果，是“老百姓起初还是把卢知事看得和以前的‘老爹’(县太爷)一样”，但是，“‘老爹’背后没有了皇帝，毕竟减损了威风。以前人们怕‘老爹’，不敢滞纳钱粮，不敢反抗苛政，并非害怕衙里那几个‘亲兵’，而是害怕皇帝支持‘老爹’，现在，这个客家人，住家离我们不远……又没有皇帝撑腰，我们怕他什么？于是城里的流氓胆子大起来了”。甚至“卢知事在县衙门里也失去威风了，粮房收了钱不及时上交，拿去放利息，做生意，拖了很久，催了几遍，才交上去，有时只交一部分。文房的职员，要求加薪，不遂则罢工”；私盐也管不住了，“在城里大街上公开出卖。最盛时，中水门街上两边都是私盐”。卢知事想整顿，抓了几个盐贩子，“在四知堂过堂，刚审问几句，被捉的盐贩子就在堂上闹起来。为首的一个三十多岁……他带着其余的盐贩子向公案冲去，亲兵和差役制止不住。卢知事见形势不好，便从后堂逃走了”。城里开始闹事，“只有一部分是盐贩子和流氓，大部分是普通市民”。而最后事情的解决，“说来滑稽，原来是前朝末任知县，一个姓钟的山东人，出来解决的”，最后总算没有酿成暴动。在这一叙述中，有两个细节也许能吸引我们的注意，一是“前朝卸任的官比本朝现任的官，更有权威”，而且，还讲着一口当地人根本听不懂的方言；二是“皇帝没有了，这一点，漳平县老百姓无论如何想不通。世界怎么可以没有皇帝呢？自从盘古开天地就有皇帝”②。我以为，它说明了，或者部分地说明，起码在文化或者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地方”并不可能摆脱“国家”的控制或者说国家的“权威性叙述”而完全独立存在。
中国自晚清以后，由于西方现代性的进入，造成了所谓“数千年未遇之变局”。这一变动的根由之一，即是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而按照安德森的说法，所谓现代民族—国家，实为一“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③。在这一想象的过程中，个人同时被设想为“公民”，其权利和义务不受种族、宗教、族裔或阶级的限制，而且平等地享受社会提供的各种资源，因此，这一概念又内蕴着参与国家主权的政治涵义，也即所谓现代参与性政治④。柄谷行人也认为：“所谓nation应该理解为由脱离了此种血缘地缘性共同体的诸个人(市民)而构成的。”或者说，nation是由“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市民而形成的”⑤。因此，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对个人的改造，也即如何使其从封建社会的“臣民”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便相应成为文化政治的重要任务，此亦梁启超“新民”说或鲁迅“国民性改造”的由来。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或由“地方”体现出来的“地方性知识”(比如宗族、迷信、政治结构乃至生产方式，等等)，往往会被视为实现现代化的空间障碍。这种心态，在鲁迅的早期小说，比如《狂人日记》或者《祝福》中，多少都有所流露。尤其是，当旧有的国家政权解体，其国家知识或者国家意识形态则会以各种方式流入“地方”，并得以保存，甚至成为“地方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知识或者文化的意义上，有时候，“国家”和“地方”的确难以区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在于，“nation也并非仅以市民之社会契约这一理性的侧面为唯一的构成根据，它还必须根植于如亲族和族群那样的共同体所具有的相互扶助之同情心(sympathy)。我们甚至可以说，nation是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展族群共同体遭到解体后，人们通过想象来恢复这种失掉的相互扶助之相互性(reciprocity)而产生的”，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被解体的乡村农业共同体的理想状态，即互酬的相互扶助性的理想状态还必须通过想象重新恢复起来”⑥。尽管柄谷行人对自己的解释尚无把握(“这是否可以和民族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还没有定说”)，可是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他对社群的重视，以及社群由此体现的传统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性。而实际上，西方现代社会理论也并非仅仅是自由个人主义一路，当然，我们将其着意挑选出来并加以夸大，自有另外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是，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包括现代文学史，伴随着对“地方”的批评，同时也一直伴随着“地方”的重新发现，这一重新发现不仅体现在沈从文等人的小说里，也纠缠在鲁迅的作品之中，比如《故乡》。批评和眷恋，往往复杂地纠缠在一起。
一九四九年之后，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想象之中，同样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冲动，因此，纠缠在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些重要命题，也同样被延续下来。也因此，在一九四九—一九六六年的文学叙述中，既包含着“国家”对“地方”的改造以及空间上重新形塑的企图，同时，“地方”也一直在被重新发现，并以各种方式被“国家知识”或“现代性知识”所吸纳，从而构成了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形态。
一、“地方”风景的叙述以及“风景”再建的困惑
我所要讨论的“风景”，其分析模式借助于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的“风景之发现”以及霍尔的某些论述。在柄谷行人看来，对对象(风景)的描述，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对自然的模仿行为，恰恰相反，这一所谓对象，只是存在于叙述之中，而所谓叙述也永远只是一种主体的叙述，或者说，客体并不先于主体而存在，而只是主体叙述之物。而在霍尔所谓的文化构成主义的理论中，物自身并不产生意义，而是“通过我们对事物的使用，通过我们就它们所说、所想和所感受的，即通过我们表征它们的方法，我们才给予它们一个意义”，或者说，意义“产生于我们围绕这些‘物’编织叙述、故事(及幻想)之时”，也因此“正是通过文化和语言，意义的生产和循环才能发生”⑦。然而，进一步的问题则在于，这一“我们”或“主体”，又是如何产生的？正是在这里，柄谷行人引入了“装置”这一概念。在柄谷行人看来，主体或主体性同样不是先验的存在，而是一个被不断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充斥着国家、社会、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力量的介入，也正是这诸种力量的介入，才构成了某种生产性的“装置”，这一“装置”生产并建构了个人的主体或主体性，同时也相应地生产并建构了主体的叙述之物。因此，所谓对象，也就是主体的叙述之物，总是和叙述者的主体性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为了强调这一点，柄谷行人通过“风景”阐述了风景之发现的重要意义，并借助对《难忘的人们》的分析表明“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接在一起的。这个人物对无所谓的他人感到了‘无我无他’的这一体感，但也可以说他对眼前的他者表示的是冷淡。换言之，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而这一所谓“内在的人”正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现代性的产物(个体、自我、主体性，等等)，因此，“风景”实际之发现，“是在某种制度中出现的”⑧。柄谷行人着重讨论的，显然是想通过对“风景”的分析来指出：“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型，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⑨
我并不在意柄谷行人对日本文学中的“风景”的具体分析，我借助于这一概念以及这一概念背后的理论，只是想说明，我同样不把中国当代文学(一九四九-一九六六)中的“风景”看成是一种纯粹的“自然”描写。而是想通过对“风景”的分析，来讨论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冲动，是如何介入到当代文学的“风景”之发现中，以及隐藏其中的“国家”和“地方”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同时由于阶级政治的进入，所造成的“地方”风景再建的叙述困难和内在的悖论语境。
孟悦在《〈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一文中，通过对《白毛女》的个案研究，讨论了“解放区政治文化的生产过程”，以及这一“生产过程”中的“政治文学中的非政治性实践”。孟悦所谓的“非政治性实践”可能指的是在“政治话语”(“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叙事层面下，还隐藏着某种“非政治的、具有民间文艺形态的叙事惯例”。或者说，“政治话语塑造了歌剧《白毛女》的主题思想，却没有全部左右其叙事的机制”，“而倒是在某种程度上以一个民间日常伦理秩序的道德逻辑作为情节的结构原则”⑩。而在这一叙事结构中，地主黄世仁不仅作为阶级政治的敌人而存在，同时也作为“民间伦理秩序的敌人”而存在(“一系列的闯入和逼迫行为不仅冒犯了杨白劳一家，更冒犯了一切体现平安吉祥的乡土理想的文化意义系统……作为反社会的势力，黄世仁在政治身份明确之前早已就是民间伦理秩序的天敌”)。孟悦进一步指出的是，在歌剧《白毛女》中，“民间伦理逻辑的运作与政治话语之间的互相作用就表现在这里：民间伦理秩序的稳定是政治话语合法性的前提。只有作为民间伦理秩序的敌人，黄世仁才能进而成为政治的敌人”。孟悦的这一解释，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闯入者”构成了当代文学一个相当普遍的结构模式，同时所谓的“多质性”既存在于延安文艺之中，也相对地存在于一九四九—一九六六的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之中。
这一叙事上的“多质性”固然有其复杂的构成因素，但同时也可能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质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中国革命不仅深深地根植在乡村之中，因此对乡土理想常取一种尊重或妥协姿态，同时，由于中国革命的阶段性性质(比如，民族革命/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尽管阶级政治始终是一种主导性的权力诉求，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其他的政治性诉求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想象。因此，在这一“多质性”的政治语境中，所谓的“他者”也并不完全相同，有时甚至是多重的。而在这一“多重的”的“他者”规定下，所建构起来的政治主体，也就势必含有“多质性”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所谓的“多质性”始终处在某种平衡甚至静止的状态，恰恰相反，这一“多质性”所导致的正是思想—文化的激烈斗争，也正是经由这样的斗争，政治话语才能确立自己的“霸权”地位。因此，所谓的“改造”或“自我改造”，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多质性”的政治语境所致，并且，预伏了“自我否定/不断革命”的可能性。但是，这一“多质性”的政治语境，在某种意义上，也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妥协”姿态，所谓“现代性知识”(政治话语)常常会主动或被动地吸纳某种“地方性知识”(民间伦理)，同时将其有效地转化为自身的叙事资源。当然，这一吸纳的过程同样也充满了矛盾和冲突。
理解中国革命的“多质性”，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不至于简单片面地理解洪子诚先生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一体化”的论述(11)，而是把所谓的“一体化”视为某种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当代文学史的建构过程。同时，中国革命的这一“多质性”特征，也相应地导致了当代文学内在的复杂结构，以及叙事上的多重视角或者某种意义上的多样化。比如说，在某种“阶级政治”的视角中，“地方”风景可能难以再现。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写季交恕大革命失败后，乘船到上海，“船越驶近岸，无数高楼和灯火，煞像是默默蹲着的一群巨兽，想要吃人似地闪动着眼光。”(12)所谓良辰美景，均不再现。显然，在这一政治视角下，所谓“地方”实暗喻旧中国，并成革命之对象，其“风景”自然相应隐匿不见。但是，如果注入其他的革命元素，比如“民族”视角，“地方”风景的叙述就不仅可能，而且在复杂的多质的政治语境中，往往会出现相异的风景形态。
在当代作家中，孙犁极其擅长写景，比如《荷花淀》，小说开头就写：“月亮升起来了。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女人坐在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面前跳跃着。这女人编着席。不多一会儿，在她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这一相类的写景手法，在孙犁的其他作品中也常可见到，并为论者称赞。《风云初记》写秋分居所：“秋分在小屋的周围，都种上菜，小屋有个向南开的小窗，晚上把灯放在窗台上，就是船家的指引。她在小窗前面栽了一架丝瓜，长大的丝瓜从浓密的叶子里垂下来，打到地面。又在小屋的西南角栽上一排望日莲，叫它们站在河流的旁边，辗转思念着远方的行人……”再写春儿，“这时候，春儿躺在自己家里炕头上，睡得很香甜，并不知道在这样夜深时，会有人想念她。她也听不见身边的姐姐长久的翻身和梦里的热情的喃喃。养在窗外葫芦架上的一只嫩绿的蝈蝈儿吸饱了露水，叫得正高兴；葫芦沉重地下垂，遍体生着像婴儿嫩皮上的绒毛，露水穿过绒毛滴落。架上面，一朵宽大的白花，挺着长长的箭，向着天空开放了。蝈蝈叫着，慢慢爬到那里去。”(13)但是，这一优美的“地方”风景，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而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在《风云初记》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另一种景象则是，因为战争，“夜晚，逃难的人们，就在熄灭的柴火堆旁边睡下了，横倒竖卧。河水汹涌地流着，冲刷着河岸，不断有土块坍裂的隆隆的声音。月光照着没边的白茫茫大水和在水中抖颤的趴倒的庄稼。远近的村庄，担着无比的惊惶和恐怖，焦急和无依的痛苦，长久不能安眠。在高四海的小屋里，发出小孩子的撕裂喉咙的哭声。‘日本！日本！’在各个村落，从每一个小窗口里，都能听见人们在睡梦里，用牙齿咬嚼着这两个字。”我们看到，孟悦通过《白毛女》而总结出来的“闯入/破坏”的叙事结构，相当普遍地进入了中国的当代小说，并且往往以一种“异己”的形象出现。只是，在孙犁或其他的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作品中，比如袁静和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这一“异己”者更多地以民族敌人的形象出现。而在这一叙事结构中，“风景”，尤其是“地方”风景往往承担着极其重要的叙事功能。而所谓“地方”风景的建构，也正有赖于“闯入/破坏”这一“他者”规定下的政治语境。并且，由于“民族话语”的强烈介入，政治话语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出现松动，“地方”(民间伦理、乡土生活理想，等等)不仅不再机械地成为革命或改造的对象，相反，在这一语境中，反而成为需要保卫或捍卫的“家园”。
在某种意义上，所谓“地方”，在这一语境中，已经悄悄地转喻为“本土”。按照柄谷行人的说法，民族—国家的建构，仅仅依靠社会契约来进行表征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通过想象来构筑某种“共通的感情”，或者说恢复那种“失掉的相互扶助之相互性”。但是，这一“共通的感情”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已经不可能诉诸于“血缘”，所以“只好诉诸于‘大地’”，并且往往通过“风景”之发现，或对“风景”的赞美来完成民族—国家的表征(14)。
显然，在“民族”话语的支持下，“地方”不仅可能转喻为“本土”，同时，通过对“地方”风景的叙述，而得以构筑共同体内部的“共通的感情”。但是，这一诉诸于“大地”的民族—国家的表征，却内蕴着某种阶级和解的危险性。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眼中，这种危险性不仅存在，而且经由民族—国家的表征，极可能导致阶级话语的被颠覆。比如，在围绕“巴黎公社墙”的真伪性上，“巴黎公社之友协会”曾复信一位持有疑问的女孩，并坚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亲爱的朋友：您把位于甘必大林荫道街心花园靠拉雪兹神父墓地的那座大型雕塑当成了公社战士墙，该雕塑是莫罗-沃蒂耶的作品，它表现一位忧伤的妇女——法兰西，让公社社员和凡尔塞分子在死亡里和解。本协会成立的宗旨是维护公社英烈的荣耀，故始终拒绝这种把被枪杀的三万巴黎人与枪杀者并列的象征”(15)。显然，在阶级话语的制约下，需要追问的，始终是“谁的国家”，从而拒绝在“法兰西妇女”这一民族—国家的表征中达成阶级的和解。但是，民族话语和阶级话语却始终并置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这显然源自于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从“世界革命”到“国家革命”，社会主义就势必继承既有的现代民族—国家形式。安德森就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每一次成功的革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都是用民族来自我界定的；通过这样的做法，这些革命扎实地植根于一个从革命前的过去继承来的领土与社会空间之中。”因此，安德森支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尊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论在形式还是实质上都有变成民族运动和民族政权——也就是转化成民族主义——的倾向。没有任何事实显示这个倾向不会持续下去”，同时，安德森还以“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为例，提出自己的疑问：“如果以生产关系来界定，资产阶级明明是一个世界性的阶级，那么，为什么这个特定部分的资产阶级在理论上是重要的。”(16)这一现象也导致了厄内斯特·盖尔纳不无幽默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们一般认为，历史的精神或者人类的意识犯了一个极为愚蠢的错误。唤起人们觉悟的信息是针对阶级的，但是，由于某个可怕的邮政错误，却使它传到了国家手里。”(17)但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阶级话语始终是一个强大的“在者”，并时时监视着民族话语的发展，而一旦这一民族话语偏离阶级话语的监控，阶级话语便会与之进行争斗。比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官方提倡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但是这一混乱不堪的官方民族主义文学立即遭到鲁迅和瞿秋白等左翼作家的猛烈抨击和辛辣讽刺(18)，同时这一斗争也始终贯穿在左翼文学内部，比如“国防文学”与“人民大众的战争文学”的冲突，即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中国革命的这一具体实践，使得情形并非如盖尔纳嘲弄的那样，是把送给阶级的信息错误地送到了民族的手里，恰恰相反，“在中国，邮递员似乎把给阶级和民族的‘觉醒的消息’送到了同一个地方”(19)。而与此相联系的，则是，阶级话语同时也参与到“地方”风景的叙述之中，并形成了相对复杂的叙事结构。
严格地说，即使在民族话语的“本土”意义上，我们也很难说，当代文学有关“地方”的风景叙述，完全就是现代性的产物。实际上，将“风景”暗喻为“故国”之思，在古代文学亦已有之。比如，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岂不伧悢”(20)，就可视为一例。我更倾向于认为，所谓当代文学中的风景“实际之发现”，乃是依靠下层视角的引入，或者说，叙事者依靠下层(劳动)人民的视角，而重新“发现”了“地方”风景。也正是在这样的风景叙述中，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才获得了某种默契以及高度的统一性。
实际上，在孙犁的《荷花淀》中，我们已经能感觉到这一下层视角的存在，只是因了短篇小说的篇幅限制，或者在其创作时间(一九四五年)仍然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规约，所谓“阶级话语”并未明显突出，在作品中，这一下层视角隐蔽得较深，反而成全了小说的艺术性。一九四九年以后，所谓“阶级话语”开始重新统摄全局，包括对革命历史的重新叙述，这时候所谓的“地方”风景，就必须以阶级的观点来重新进行辨证。这样，我们就能看到，比如，在孙犁的《风云初记》中，就出现了这样的“风景”描写：“在正村北有一所大庄基，连场隔院。左边是住宅，前后三进院子，都是这几年，一色的洋灰灌浆，磨砖对缝，远远望去，就像平地上起了一座恶山。右边是场院，里边是长工屋，牲口棚，磨房碾房，猪圈鸡窝。土墙周围，栽种着白杨、垂柳、桃、杏、香椿，堆垛着的麦秸、秫秸、高粱茬子。五六匹大骡子在树阴凉里拴着，三五个青石大碌在场院里滚着。”一边是由“长工屋”等构成的“风景”，另一边则是地主住宅形成的“恶山”。这一区别，显然是因为这所“大庄基”属于地主田大瞎子，而“田大瞎子(那年暴动，他跟着县里的保卫团追剿农民，打伤了一只眼睛)在村里号称‘大班’，当着村长。他眼下种着三四顷好园子地，雇着四五个长工”。这样的“风景”叙述，显然满足了“阶级话语”的需要，而在这样的叙述中，真正要完成的，则是“民族话语”和“阶级话语”的相互融合。也就是说，“民族敌人”同时必须是“阶级敌人”，或者，反过来说，“阶级敌人”势必成为“民族敌人”。因此，一种较为通常的叙述模式是，这类“敌人”往往具有镇压农民或者反共的血腥历史，而在民族战争中，又自然地卖身投靠侵略者。无论是《风云初记》或者其他相似题材的小说，比如梁斌的《红旗谱》、《播火记》，这一叙述模式都得到了坚决的贯彻。也因此，在所谓的“抗战题材”的小说中，“侵略者”的描写有时候并不复杂，反而落墨更多的是那些“汉奸”，而一般来说，这些“汉奸”大都具有“民族/阶级”敌人的双重身份。经由这样的“风景”处理，“闯入/破坏”不仅是民族的，也是阶级的。比如《播火记》写千里堤：“庄稼浴着露水，草上披满了露珠，堤岸上开满了红的、白的小花……牛沿着堤坡，一步一步吃着，一直吃到锁井村东，千里堤拐弯的地方。严萍觉得累了，跑上堤坝，顺着河流向东一看，通红的日头，从水面上钻出来，照得河水通红火亮，天上映出锦缎般的彩云。一时高兴，跑到堤上，跳起脚尖喊：‘春兰，春兰，来！’春兰把牛拴在树上，跑上来说：‘干什么，出了什么事？’严萍指指河水，又指指天上，说：‘你看，这有多么好看！’……”但是，这一“风景”却因为李德才的“闯入”而遭到“破坏”。显然，在《红旗谱》及其续篇《播火记》中，冯老兰父子以及帮凶老山头、李德才等人构成的，正如孟悦所说的是一股“反社会的势力”。然而，在另一个层次上，“民族话语”又同时介入，日本的入侵，开始构成对“风景”的更大的“闯入/破坏”的力量。因此，一九三○年代，冀中平原上的农民革命，就具有了双重含义，即是阶级革命，同时也是民族革命。它暗喻着，地主阶级已经无法领导民族革命，甚至还将成为民族革命的敌人。这样，“地方”风景的叙述就获得了阶级话语和民族话语的双重支持。
这样，在民族话语的语境中，“地方”风景常常转喻为“本土”，而在阶级话语的语境中，这一“风景”又暗指“人民”，而在民间伦理秩序中，“风景”还时常意味着某种“乡土理想”。而中国革命在其历史过程中，曾经有效地将这三者统一在自己的叙述中，并且形成某种想象的愿景。这一愿景根植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之中，同时形成以“土地”为核心的革命形态。比如，在《红旗谱》中，严志和家的“宝地”曾一度构成小说的主要情节之一，“‘宝地’上的泥土，是黑色的。拿到鼻子上一嗅，有青苍的香味。这是长好庄稼的泥土，它从爷爷血液里生长出来。爷爷亲手耕种它，揉搓它，践踏着它。爷爷走了，把它留给孩子们。父亲耕种它，运涛耕种它，如今，江涛又在耕种它了。”这样的“风景”叙述，已经暗含了农民和土地的某种血缘般的“共通的感情”，因此，把“大地”作为民族—国家的表征时，就必须把农民这一因素考虑进去。也因此，中国的“土地革命”不仅获得了农民利益的支持，也同时获得了“乡土理想”的支持。但是，中国革命，包括所谓的阶级话语，其构成成分又极其复杂，在所谓的“革命历史小说”中，常常融合了多种话语元素。比如，在《红旗谱》中，有着这样一段“风景”叙述：“春兰睁起又黑又大的眼睛，静谧地看着运涛。青年少女到了这刻上，会感到人生无边的幸福。做起活儿，不再孤单。睡起觉来，像有个人儿伴随。她的眼睛，成天价笑啊，笑啊，合不拢嘴儿地笑。她的心情，像万里星空里，悬着一个圆大的月亮，窥视世界上一切都是美好的。当她一个人在小窝铺上做着活儿的时候，把身子靠在窝铺柱上想：革命成功，乡村里的黑暗势力都打倒，那时，她和运涛成了一家人。那，他们就可自由自在的，在梨园里说着话儿收拾梨树。黎明的时候，两人早早起来，趁着凉爽，听着树上鸟叫，弯下腰割麦子……不，那就得在夜晚，灯亮底下，把镰头磨快。她在一边撩着水儿，运涛蹭蹭磨着。还想到：像今天一样，在小门前头点上瓜，搭个小窝铺，看瓜园……”这样的“男耕女织”的生活愿景，固然体现了某种“乡土理想”，但是，它更获得了五四启蒙话语(比如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合法性支持，而且，得到了革命的幸福承诺和保证(“革命成功，乡村里的黑暗势力都打倒”)。我们也可以同时看到，所谓现代性想象，是如何有效地吸纳了“地方”的乡土理想。
因此，在“地方”风景的叙述中，中国革命有效地统摄进多种话语元素，同时重新发现“地方”，并完成了“国家/地方”的关系互动。
可是，在这样的叙述中，却隐藏着一种危险性。如果说，“宝地”曾经暗喻了中国(土地)革命的正当性，那么我们怎样重新解释一九五○年代的乡村合作化运动？如果说，“乡土理想”曾经有效地被政治话语吸纳，那么，我们又怎样理解毛泽东有关小农经济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必须得以改造的论述以及相应的政治实践？显然，所谓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漫长的革命过程。而在这一过程时，不断地呈现出革命对自身的自我否定，并相应具备着明显的“不断革命”的中国特征。
一九五○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指向知识分子，也指向农民；不仅指向城市，同时更指向广袤的乡村。如果说，所谓的“地方”风景曾经根植于某种“乡土理想”，那么此时，在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实践中，这一“地方”风景的叙述却遭遇到了新的障碍。显然，以自然经济形态为主要背景的“地方”风景，此时，恰恰开始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曾经隐匿的“新民”或者“国民性改造”，在一九四九以后，开始重新成为国家知识或者现代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积极支持社会主义改造的革命实践。而在这一语境中，“地方”也同时成为“国家”的改造对象，而在某种意义上，“地方”更有待于“国家”的重新命名。因此，所谓的“地方”风景，也再次回到早期的革命叙述之中。它不再是美丽、丰饶和自足的，相反，在相关的叙述中，“地方”呈现出的是某种贫瘠、荒凉甚至愚昧。只有在这样的“地方”风景的叙述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革命实践，才可能获得某种正当性乃至合法性的支持。如果说，在所谓的“革命历史小说”中，由多种话语元素构成的“地方”风景，在叙述上，多少显得迟疑不定，那么，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语境中，这一“地方”风景则被彻底改写。
比如，在陈登科的《风雷》(21)中，我们读到的是这样的“风景”描写：“天上的雪花，越飘越大，风越刮也越来劲了。眼看着地上已落有半寸多深的雪，天冷路滑，一步难上一步。他埋着头，顶着风，一口气走下有五六里的光景……纷纷的雪片，不是迎头向他打来，而是从他的左边，灌进他的颈项……他向周围望望，眼前一片白茫茫，看不到一户人家，只好到一堵破墙壁根，避避风雪，吸支烟，歇歇脚再说。”这个“他”，就是小说的主人公祝永康。祝永康转业到淮北农村，师政委应维业告诉他：“我们党目前在农村的任务，主要是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设计中，所谓“地方”便会相应被处理成“旧”的农村。这一“旧”的农村，也自然是“眼前一片白茫茫，看不到一户人家”。实际上，在相类的小说中，充斥“地方”的，往往是地主、富农以及坏分子，怀有发财梦想的富裕中农，丧失革命立场的干部，等等。优美的自然风景常常隐匿，代之而起的，常常是某种“荒原”的意象，比如《风雷》中的青草湖，或者柳青《创业史》里的“终南山”，等等。“人事”和“自然”，都相应构成这一类的小说的风景叙述，而这一叙述正受制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革命实践。
二、动员和改造中的“地方”
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成功，由此开始的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新建构，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化建设。而有关未来中国的种种设想，也开始频频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各类著述之中，并且形成各种正式文件，以指导并规范国家革命与建设的各项具体工作。而其中最为突出的，正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显然，在这一“改造”运动中，仍然延续了晚清以来的现代性诉求，也因此，它获得了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的支持，我们至今尚无证据说明这一运动当时曾经遭遇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抵制(22)。
在这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曾经支持过中国革命的乡土社会乃至根植其中的乡土理想，此时则开始转变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意味着“国家”对“地方”的规训，并努力将其纳入自己的想象愿景之中。显然，“合作化”运动正是这一改造的具体的社会实践。详细讨论所谓的“合作化”运动，并不是我在这里所要完成的工作，我更北京中科医院是骗子北京白癜风专科医院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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